當21世紀的第15年來臨時，快速發展的中國互聯網提供了一個可供觀察的微縮樣本：流年不利的周鴻祎在年會上吐槽360是一家“安全互聯網公司而非互聯網安全公司”，費盡心力的玩著文字游戲;走出分手疑云的劉強東在年會上反嗆馬云的“京東杯具論”，大談“稅收貢獻論”;李彥宏在首體面對熱情的藍色海洋，強調技術是決定一切的力量，引爆了最強年終獎的網絡熱詞;朋友和敵人都不少的阿里則在意外的時間以意外的方式卷入了與工商總局的論戰。
科技大佬們吐屬不凡的背后折射出的其實是一個企業的價值觀。
三觀的核心是價值觀
先來看古人。
30年不上朝的萬歷皇帝在公元1602年2月突然病重，急召內閣首輔沈一貫等人到啟祥宮暖西閣交待后事，病榻之上的皇帝異常坦承：“朕病日篤矣，享國已久，何憾。佳兒佳婦付與先生，惟輔之為賢君。礦稅事，朕因殿工未竣，權宜采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系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給事中、御史即如所請補用。”要求沈一貫立即草詔，頒示天下。
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作為怠政典型的萬歷皇帝對自己的錯誤早有自知之明，但絕非真心悔過。大病初愈，萬歷皇帝即遣中使到沈一貫處索回詔書，沈還有些直臣風骨，拒不退還，嚇得那些威風不可一視的太監羅拜于前，叩頭出血，但沈一貫最后還是頂不住壓力繳回了詔書，結果是礦監、織造等一仍其舊，而大明王朝的體制、秩序、尊嚴和希望也從此崩解。
另一位皇帝的財富觀則與聚斂成癮的萬歷相反，南齊的蕭道成曾經自我剖白：“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泥土同價!”此言的逼格極高，但在社會經濟學上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當然也有三觀盡毀的，《聊齋志異》“丑狐”一篇：長沙穆生某日枯坐，有女子入，衣服炫麗而顏色黑丑。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狐仙也。憐君枯寂，聊與共溫冷榻耳。”生懼其狐，而厭其丑，大號。女以元寶置幾上，曰：“若相諧好，以此相贈。”生悅而從之。床無裀褥，女代以袍。
這故事所透露的價值觀內涵豐富，看臉的時代原來久已有之，狐仙也花癡!“另一個有用的啟示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比“書中自有顏如玉”更有吸引力，至于蒲松齡托身異史氏寫下評語：“邪物之來，殺之亦壯;而既受其德，鬼物不可負也”，不特迂腐，而且大煞風景。
中國互聯網這十五年來憑籍自身的努力，不但創造了一個無可限量的未來產業，也正在催生一種全新的價值觀，互聯網公司證明了自身的價值以及在國民經濟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不斷提速的技術和產品迭代所衍生的競爭壓力和創新恐懼與日劇增，讓一些巨頭在自我認知上呈現出某種迷失的跡象。
以開放為榮的互聯網走到今天已有保守和封閉之惑，從包容四海走向睚眥必報，重災區是電商。威風八面的阿里四面受敵，它與京東這對活寶從互相調侃，到互噴，再到互嗆，雙方都已越界，身不由己，而營銷大戰一旦開始，強如馬云和劉強東亦不過傳播團隊操縱的諧角而已。
嚴格來說，無論是馬云的“無心快語”還是劉強東在中歐商學院的“傲嬌獨白”都太刻意，也太具機心，已不是持平之論，表面上的口無遮攔，其實暗喻著久已郁結、卻無法一抒胸臆的委屈和勞騷，雖都不足為外人道，卻約略可以揣摸：馬云不明白阿里讓“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帶動無數人的就業，所擔負的社會責任無與倫比，為何總是眾矢之的?劉強東認為他辛苦自建的物流體系是為了提供更好的消費和服務體驗，為何外界不理解他運籌帷幄的苦心，卻總是比他還關心京東的利潤?
心魔之外，始終惴惴的是危機感，對周遭環境尤其敏感，因此利用一切機會攻擊和打壓對手已經成為一種植入潛意識的常態，無論場景合適與否。世人未必相信，馬云兩杯黃湯下肚，就會在博客之父方興東面前犯下無心之失?事實上，如果競爭只是在這樣的層面不斷展開，阿里的政府公關再強，能讓工商總局局長降尊紆貴，把臂言歡，未來亦終有難以為繼的一天。
僅從這個角度來說，若干年前那個篳路藍縷，通過艱苦努力，將方便快捷的電商購物模式普及到千家萬戶的阿里可能比今天這個一觸即跳、矜持自許、動輒嗆人的上市公司更令人懷念。
百度的年會上，李彥宏曾經回憶了令他感動的一幕，那是2012年一個寒冷的周末，參加入職考試的年輕人在百度門前排起了長隊。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親至端門，見新科進士魚貫而前，不由得心中竊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穿越時空的瞬間，其實在價值觀上一脈相承。
由需求而來，因技術而生，以創新為本的互聯網，還是要回歸本源!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創新的肋骨還是創新
儒勒·凡爾納的《一個美國記者在公元2890年的日記》曾經對未來世界做了簡單的勾勒：城市的道路寬達100米，樓房高達300米，樓內有恒溫空調，天空中千萬輛小汽車和公共汽車穿梭往來!這些城市的人口有時多達到1000萬。這個世界的成功者可以冷凍自己，以便在下一個世界里復活，從歐洲走海底管道到美國只需295分鐘，比空中火車快得多。富豪和白領們已不在家中做飯，他們是“家庭食品公司”的訂戶，這個公司通過一個氣壓傳送管網，將上千種菜肴送貨上門。一份名為《世界先驅報》的報紙擁有8500萬訂戶，可以用云層反射投放巨大的天體廣告，大得整個地區的人都能看到。
對未來的夢想是一切創新力量的源泉，而凡爾納的很多預言已經在新時代里夢想成真，這本是互聯網創新帶給21世紀的最好禮物，也是互聯網產業勃興的基礎，但巨頭們本應專注的目光有時卻變得游離，是不是所有偉大的創新都會被平庸的商業模式所同化?
觀察阿里上市前后的馬云講話，可以略窺心態上的微妙變化。
之前的馬云說的最多的是如何創造一個可以傳承下去的優秀體系，希望阿里“比大多數公司的空氣純凈”，那時他的仍然強調“碰到優秀的對手你很幸運”，也尊崇技術，專注于產品，“吃海鮮有沒有蛋糕無所謂”，敢于自我否定，“挑戰我們一直認為對的東西”，堅信“互聯網最精髓的東西是擁抱變化”，“不通過亂七八糟的關系賺錢”。那時馬云口中最常見的英文單詞是Open。
如今的馬云則習慣了童言無忌，時不時吐槽京東的商業模式，市值的每次漲跌都會牽動神經，工商總局的一紙白皮書就能讓“與政府戀愛”的浪漫切換到冒死轉發長微博的“累覺不愛”，再聯系螞蟻金服即將在2016年完成的IPO，現在阿里沖冠一怒是為Innovation還是Business?
騰訊一向是產品為王，甚至阿里的獵頭也經常到深圳搶人，能夠開發出微信這樣移動時代的入口型應用，更是騰訊多年來專注即時通訊工具和社交媒體的心血結晶，足以為傲，但在“連接一切”的愿景背后，我們從微信的版本迭代中讀出的又是什么?
2014年以前，我們看到的主要是用戶體驗和擴展功能的不斷完善與更新，正是這些推動微信從需求出發，在融入每個中國人生活的同時走向全世界，但2014年以后呢?以口袋購物為核心的微商迅速將朋友圈變成不受任何監管和約束的“化外之地”，曾經有一度人們相信騰訊不會任由微商的野蠻泛濫，但2014年10月，騰訊最終用一筆投資證明比起朋友圈的生態健康，它更關心的是微商能否成長為敢捋馬云虎須的電商平臺;滴滴打車的微信紅包瘋傳成為一種現象后，快的打車的紅包卻在“誘導分享”的名義下被無情封殺，證明了微信在開放的價值觀下仍然有不可言傳的商業取舍;“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朋友圈廣告所掀起的傳播效應印證了微信的影響力，但紛繁過后的深遠影響還要等時間來評判。
微信所承載的夢想越大，它的產品屬性就越加分裂，微信從技術創新的象牙塔中走出，變成可以支撐一個整個上市公司的現象級產品，這是對一個APP的非凡贊美，但在產品迭代中塞入越來越多商業元素，甚至成為競爭的附屬品，很難說是張小龍團隊的榮耀還是悲哀。
相比之下，百度對產品認知的出發點與阿里和騰訊不同，百度始終保有對技術信仰的執著和堅守，百度一直擴充著用李彥宏的話說“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優秀工程師”的員工隊伍，再就是網羅諸如吳恩達、王海峰這樣的頂級科學家。在移動時代，百度做著一件與阿里和騰訊的目標相同、但手段和方式完全不同的事情。
百度所關注的是深度學習和人工智能，未來的搜索被定義于智能化的知識圖譜，用大容量、聚合化的信息流集成搜索結果，百度試圖用超強的數據存儲和處理、用戶建模和意圖識別，高質量搜索結果的優化展現，來形成與微信完全不同的移動入口的錯位競爭。
在百度對下一代搜索引擎的探索中，是否具有將某個或某類信息組織得更豐富，視角和觀點更多元，展示更立體、更全方位的能力至關重要，用戶可以不必離開搜索頁面，就能獨立完成整個知識鏈的信息獲取，甚至形成消費需求的釋放。這是一種與微信迥異的產品演進思路，至于說百度的技術至上與騰訊的產品為尊，最終誰能成為移動流量之源，競爭還只是剛剛開始。
創業與守成之道
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寫道：“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這不僅是當時明朝的寫照，也適用于所有企業組織。
經歷了21世紀的人口紅利、流量紅利、需求紅利所帶來的高速增長之后的中國互聯網行業，在第15個年頭來臨時，創新的光環在消退，責任和影響在增加，無疑會有更多“成長的煩惱”需要面對。
亨利·福特創建福特汽車公司時，曾經用“5美元工作日”、“6小時工作日”、“5日工作周”、“雇員分紅制”等創新的管理方式組建了一支精銳的勞動大軍，T型車更成為真正進入千家萬戶的第一款車型，但老福特也因此固步自封。當20世紀20年代，T型車在其他公司的新銳車型競爭下日薄西山時，他仍堅信滯銷是因為銷售商的怠慢和懶散，他雖然在管理團隊的壓力下不得不同意開發全新的X發動機，卻堅持要用激進的8缸方案取代成熟的6缸方案，結果前者的試驗很快失敗，公司副總裁歐內斯特·埃茨勒十分委婉的請求他重新考慮，老福特的回答是要么遵命設計8缸發動機，要么什么也不做。
古今中外，這樣的半截英雄很多，互聯網如何規避興亡輪替的衰變規律，重點是三個問題：
首先是明辨善惡是非，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錯即改，無則加勉，莫學商紂王“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美國一有危機，總統先問“我們的航空母艦在哪兒?”互聯網公司則是每遇急難，老板如果先問“我們的文案和寫手在哪兒?”未免太可悲了!
第二是有效保持群體對事業和目標的認同，并能夠貫徹到組織體系的每個角落，這是領導者的責任;
最后在認同的基礎上保證群體對目標的強烈渴求，達成的手段有很多，可以是50個月工資的年終獎，也可以是100個月，但更應該是使命感，所有物質激勵的本源都是精神層面的。
唐太宗李世民某次曾經從容發問：“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認為：“草昧之初，與群雄并起而后臣之，創業難矣!”魏征則認為：“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于安逸，守成難矣!”唐太宗對兩種觀點做了結論：“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征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于富貴，禍亂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此言的豁達明練和洞察世情，令房玄齡等人也不得不由衷拜服：“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互聯網在引領新時代的創富神話時，自己也在不斷學習和成長，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在高速奔跑中有時也需要停下來審視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創業與守成的經驗與教訓，千載依然。
中國人歷來不缺創新精神，成湯有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莊子·知北游》也有“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的慨嘆，用身體上的蕩滌污穢，比喻精神上的棄舊圖新，古來先哲尚且如此戒惕和自省，今人何敢不繼武前賢，對中國互聯網公司來說，十五年的輪回或是一個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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